图为跆拳道学生作品中的刘迪。受访者供图
虽然有屏幕相隔,但依旧能感受到马蒂对单板滑雪,对中国的热爱。
用他的话说,“中国是我的老家”。如今37岁的他,曾在这里生活了20年。
单板滑雪 & 北京冬残奥会
作为残奥单板滑雪选手,马蒂在北京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参加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 - UL级和男子坡面回转-UL级比赛。
“我觉得张家口(冬残奥村)很舒服,希望可以留更长时间,”虽然3月4日才抵达张家口,但马蒂笑着说已经熟悉了这里的生活。
图为刘迪。受访者供图谈起在赛区印象最深刻的事情,马蒂不假思索地说道,“我很喜欢和中国人聊天儿。”在他看来,这会带给他幸福感。
中新体育:对于在冬残奥村的生活满意吗?
刘迪:大家都很友好,比如志愿者、安保人员。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得非常好,吃、喝,包括小卖部都是很棒的。
2002年,一场交通事故导致马蒂的左臂神经严重受损。这样生活了10年后,他在北京进行了截肢手术。
对于从小就热爱运动的马蒂而言,他不仅选择用时间抚平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喜爱跆拳道的他也开始参加残疾人跆拳道的世界大赛。
中新体育:如何与单板滑雪结缘?
刘迪:在和芬兰残奥部门的人聊天时,我知道了残疾人单板滑雪项目。它看起来很好玩,所以我告诉他们,我想试试这个。
于是,2016年,马蒂带着雪板前往荷兰参加比赛,那是截肢后的他首次踏上单板滑雪的赛场。赛后,他便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更好的运动员。
图为刘迪在比赛中。受访者供图本次北京冬残奥会,马蒂未能在残奥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UL级资格赛中突围。虽有遗憾,但他认为能够和世界顶尖选手同场竞技,对自己的表现已经非常满意。
在马蒂的认知中,是运动给他带来了自信和幸福。如今,单板滑雪已经从爱好变成了马蒂的职业,他在芬兰担任教练,教滑雪、跆拳道、跑酷等。
爱看《差不多先生传》
马蒂的父亲从事的是手机网络相关工作,由于工作原因,马蒂很小时候便跟随父亲来到了中国。“在我最初有记忆时,就已经在北京了。”马蒂笑着说道。
中新体育:“刘迪”名字的由来是什么?
刘迪:我父母离婚后,我爸找到了中国妻子,我现在的妈妈是中国人。“刘迪”这个名字是姥爷给我取的。
“就是跟人家聊天儿。”
谈及学习中文的过程,马蒂的回答很是简单。“和人聊天的过程中,我能了解大学里学不到的生活用语。”
回想印象最深刻的经历,马蒂有些害羞地笑了,“应该是我喝酒后和出租车司机聊天儿。”
图为刘迪在训练。受访者供图中新体育:这次回到中国,感觉中文退步了吗?
刘迪:我以为会退步很多,但我发现还是可以的。语言这种东西你学会了,即使退步了,很快就能恢复。
对于中国文学,马蒂同样颇有造诣。
“我很喜欢《差不多先生传》,”提起自己印象深刻的中国作品,马蒂的眼神里多了几分兴奋。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差不多先生’。我对我自己的‘差不多’已经很满意了。”话语间,看得出马蒂由内至外的自信。
“《阿Q正传》我也学过,我觉得‘精神胜利法’也是一个我们所有人必须去考虑的一个事情。我感觉它告诉我们当心变成‘阿Q’。”
其实,马蒂对于哲学同样很感兴趣。他常和老师探讨《孙子兵法》以及道学等颇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
图为刘迪(蓝色)参加比赛。受访者供图中新体育:是不是中文课程成绩出色?
刘迪:也不是,古代汉语,我补考了两次。
马蒂谦虚地说道,“我读书时的想法是,60分万岁。”
曾在北京三里屯“消灭”100串羊肉串
中新体育:对中国哪个城市最熟悉?
刘迪:我去过(很多城市)旅行,天津、上海、内蒙、成都、大连……
但对于曾先后三次来北京生活的马蒂,那里无疑是他最熟悉的。
小时候,马蒂曾住在光明公寓和国贸公寓。进入北京语言大学学习后,他来到了五道口。后来,还曾搬到顺义。
“如果现在上车说去哪,我可能会说去五道口。”这个在北京被誉为“青年人天堂”的地方,是马蒂待得最久的。
而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的那段时间,马蒂也时常来到三里屯酒吧街缓解压力。如今在从事职业运动后,他已经戒酒了。
回想起这些年在北京的经历,马蒂对美食念念不忘。他很接地气地说道,“我喜欢路边摊,羊肉串、烤馒头……”
“那天在冬残奥村餐厅里吃到了羊肉串,我已经很满意了。唯一遗憾的是,还没找到茉莉清茶饮料。”
中新体育:有没有在北京寻觅到美食?
刘迪:马路边的羊肉串是最好吃的!有一次我和朋友去三里屯,我们“消灭”掉了100串羊肉串。
在北京生活期间,不少芬兰好友也会来中国游玩。对于如何做好“导游”,马蒂同样深谙其道。“如果是年轻人,会带他们去学院路;如果是年龄大一点的朋友,我就带他们去天安门、长城。”
而长期居住在中国,马蒂也早已被打上了鲜明的东方文化“烙印”。他曾在内蒙古草原骑过马,对于打麻将也略知一二……
女儿会写ABC前,就认识汉字
“她叫刘萱,我们叫她萱萱。”谈起女儿,马蒂的嘴角又上扬了几度。
中新体育:是否会向女儿介绍中国文化?
刘迪:她已经会说中文了,我女儿她说,还没会写ABC的时候,就已经能认识一些汉字。
“女儿出生之后,我妻子和女儿说法语,我跟她说英语,我爸爸和他说芬兰语,我妈妈给他讲中文。”
图为刘迪女儿练习单板滑雪。受访者提供视频截图谈起已经接触过四国语言的女儿,马蒂很是骄傲。
其实近几天,是马蒂妻子的临产期。作为丈夫,他想陪在妻子身边,亲眼看到第二个孩子出生。这次中国之行前,马蒂犹豫了很久。
中新体育:当时为什么选择来参加北京冬残奥会?
刘迪: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最后是我妻子劝我来的,虽然她不想生孩子时没人陪伴,但她知道单板滑雪是我的职业。而且北京是我的老家,所以这个机会我不能失去。
马蒂调侃着说道,“我希望儿子等到我回家之后再出生。”
多才多艺,深爱中国功夫
长时间在中国生活的马蒂,对于中国功夫同样痴迷。太极拳、双截棍他都练得有模有样。
中新体育:在中国,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
刘迪:我在北京住了很长时间,学过武术、太极拳、双截棍,也参加过几次比赛,这些都给我带来了深刻印象。特别是和我的中国教练,一起训练的朋友共同交流。
从在北京语言大学参加太极拳课程,到在路边被打双截棍的师傅所吸引,马蒂变得越来越多才多艺。
“我的太极拳课得了100分。”马蒂满意地笑了。
图为在跆拳道俱乐部的刘迪。受访者供图马蒂即将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当被问及将在赛场上打拼到多少岁时,马蒂坦言,“只要我身体允许的话,就会继续。”
中新体育:未来会考虑来中国定居吗?
刘迪:我会保持这个意见,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肯定会考虑。
金发碧眼的他,自称“老北京”;身为芬兰运动员,却在中国生活过20年,在马蒂的娓娓道来中,他和中国的故事也将被更多人所熟知。(作者 刘星晨)
人生短促,何以长存——《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及深层意蕴****** 作者:(周挥辉,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军刚,系青年教师)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在跨越千年历史长河、经受风霜岁月洗礼后,沉淀为横纵古今、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正如钟嵘在《诗品》中发出感慨,“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中击节称赞,“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胡应麟更是在《诗薮》中为之倾倒,“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 其具体年代早已不可考,大体有东汉末年说、两汉说、建安说三种,当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际。当是时,秦汉第一帝国处于大厦将倾的边缘,四百年大乱世犹如挣脱牢笼的片羽,一种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正在吹向人间。上承诗经楚辞,下启建安魏晋,浅浅寄言,深深道款,不作艰深之语,不写冷僻之词……一曲哀伤的咏叹调弥漫在十九首的字里行间,将离愁别恨、彷徨失意、情调低沉凝练在千余言中。 往事越千年,依稀可见汉末文人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生命意识。在普罗大众的印象中,轻生死、重荣辱似乎才是大汉四百年的浩荡世风。从田横五百士的义烈有节、以死相从,到飞将军李广的不堪折辱、引刀自尽,再到强项令董宣的义不受辱、以头击楹,滥觞于春秋、麇集于强汉的轻生尚义故事至今仍能撄动人心。临近两汉的尾声,十九首中飘荡的生命悲歌犹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与死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对待生存与死亡?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 “意象”一词,当是“情意”和“物象”的结合,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心雕龙》将“意象”视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为借助客观物象表达的主观情意,“象”是与主体发生情感关系的客观物象。具体而言,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成的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东西,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回溯到上古先民生活时期,时人将四周随处可见的物体当作情感载体,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绪,并最终汇聚成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出现过的意象达到数百种之多,按照内容可以主要划分为鸟兽虫鱼等动物意象、草木蔬果等植物意象、山水云雨等自然意象、嗟叹鸣啭等声音意象,按照属性可以划分为装饰性意象、描述性意象、排比性意象、比喻性意象、扩张性意象。 具体到《古诗十九首》,其中涉及生命意象的篇目包括《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囊括的诗句包括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奄忽若飚尘、促织鸣东壁、白露沾野草、秋蝉鸣树间、伤彼蕙兰花、将随秋草萎、人生非金石、秋草萋已绿、蟋蟀伤局促、年命如朝露、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寿无金石固、白杨多悲风。 首先,动物意象包括促织、秋蝉、蟋蟀。由于促织是蟋蟀的别名,本质上动物意象只有蟋蟀和秋蝉两类。其一,蟋蟀成虫在夏日,平时在野外,深秋进屋避寒,便意味着岁暮即将来临。《诗经·蟋蟀》中的“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一句,是最早借秋虫蟋蟀来感叹人生短暂、时间易逝的诗歌。无论是“促织鸣东壁”还是“蟋蟀伤局促”,展现出的都是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秋日蟋蟀,表达的也都是对生命将尽的哀伤与无奈。其二,蝉的幼虫在夏季鸣叫不止并羽化为成虫,深秋以后声音渐小且逐渐死光。《离骚》中的“蟪蛄鸣兮啾啾,岁暮兮不自聊”一句,就以蝉声逐渐寂寥来表达岁月流逝、时光迟暮之感。《古诗十九首》中的“秋蝉鸣树间”,同其他意象一起共同表达了感叹、伤痛和悲哀等多种情绪。 其次,植物意象包括陵上柏、野草、蕙兰花、秋草、白杨、松柏等。按照草木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松、柏、杨等乔木植物,以及花、草等草本植物。其一,松、柏、杨都是古代墓地上常种的植物,正如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松柏为天子诸侯墓地所植,四季常绿、寿命极长,象征万古长青、精神不死。白杨为黎民百姓墓地所植,虽不及松柏栾槐贵重,但寿命依旧可长达200年。《诗经》中的松、柏、杨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现,《古诗十九首》将理想的长寿愿望与现实的短暂人生作对比,更加强化了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其二,无论是受人喜爱的蕙兰还是无人问津的小草,生长周期短则几日、长则不过一年。正在开放的蕙兰在不久后就要枯萎,萧瑟寒秋的野草即将迎来生命的结束,这些生命短暂的花草物象也成了诗人感慨四时变化、岁月匆匆的情感载体。 最后,自然意象包括涧中石、飚尘、白露、金石、朝露。按照物体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金、石等较为永恒的物质,以及尘、露等稍纵即逝的物质。其一,金石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和刚强,如《楚辞·招魂》中的“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及《荀子·劝学》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有汉一代追求长生,相信生命会在死后世界绵延不绝,盛行事死如生、羽化登仙的丧葬观念。《古诗十九首》直接点明人寿难比金石,以表现对宇宙永恒与人生短暂的思考。其二,尘土因风而起旋聚旋散,露珠随太阳出现而蒸发,个体的存在受外界力量所控制,且存在之短更是片刻之事。《庄子》中的“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将生命所寄的身体看成尘垢,《九辩》中的“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暗喻了生命的衰落,《薤露歌》中的“薤上露,何易晞”象征着生命的短暂,飚尘、白露、朝露等速朽物象共同表达出对节序如流、生命易逝的感叹。 草木、金石、虫鱼的深层意蕴 总体来看,《古诗十九首》对《诗经》《楚辞》有着明显的继承,主要出现了有关生命的两大意象群:一类是象征长寿、永恒的意象,用宇宙自然的永恒反衬个体生命的短暂,展现理想无限和现实有限这一矛盾;另一类是象征迟暮、速朽的意象,突出暗淡、萧条、寂寥、凄切的特点,表达悲凉、孤独、失意、惆怅的心情。岁月的短暂强烈地冲击着诗人的精神世界,让生者深知人生不可能像松柏般常青、金石般永固,更似花草般脆弱、尘露般易逝。既然形体死亡是人类必然的归宿,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当下的人生呢? 对此,《古诗十九首》提出了两种思考:一是建功立业,例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二是及时行乐,例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大多数文人一方面都有转徙沟壑的经历和世身无常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有优于黔首的生活和高于常人的地位,这导致两种观念皆“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自此,后人也能从草木、金石、虫鱼等生命意象,一探东汉末中下层文人的生命意识,一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流变,一窥治世晚期末世前夕的社会变化。 从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个体的觉醒密切相关。人类文明早期通常与神灵有着紧密联系,华夏文明的诞生伊始也不例外。商周鼎革之际,周人反思“大邑商”被“小邦周”取代的原因,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观念,对殷商“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传统进行了世俗化改造,以注重道德的礼乐文化取代了崇拜鬼神的巫觋文化。对上帝的虔诚,意味着殷人在主动消解自己的主体性;对天命的思考,意味着周人在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即“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将礼乐制度的外在规范具象为人心固有的伦理纲常。进一步来讲,礼乐伦理由外部的道德律令变成了人的自觉追求,基本塑造了重今生轻来世、重人伦轻鬼神的中国文化倾向。当列国纷争走向天下一统,儒家同汉廷合作建立起适应大一统的世界观、历史观和道德观,并以和平颠覆的方式拥戴王莽上位从而达到了理想巅峰。不过乌托邦式的托古改制让儒生的愿望落空,自此东汉的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即便东汉王朝试图用谶纬之说和今文经学收拾人心,但其愈发走向繁琐、僵化和荒诞的现实,让不少人试图从其他学说中找到处理社会危机的办法或解决个人心灵的问题。身处帝国大厦将倾、儒学逐渐衰微、价值标准失衡的时代,《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群体一方面试图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未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只能从内心出发表达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及及时行乐的愿望。不过从前文概述的长时段来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在精神上有了人的觉醒,无论是在群体自觉还是个体自觉方面。 从文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文学的自觉紧密关联。文学由作家、作品、世界、读者构成,包含文学主体、文学形式、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四个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史,无不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多元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的源头有神话说、劳动说、卜祝辞说等种种,不过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仅有两类:《诗经》的创作主体是贵族、农夫、妇女等群体,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四言诗为主;《楚辞》的创作主体是屈原、宋玉等个体,以浪漫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骚体赋为主。也正是在历史的轴心时代,孔、孟、老、庄等人提出了“兴、观、群、怨”等一系列稍显粗糙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观念。两汉时期,两者在传承创新中分别发展为乐府诗和汉赋,乐府诗发展到成熟阶段即为五言体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以《古诗十九首》为界划分两个文学时期:两汉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主体,发展出独到的文学形式,兼具伦理与审美两种文学观念,不过在官方儒学的主导下以“寓训勉于诗赋”为主;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更多成体系的文学选集和批评著作,在文学观念上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倾向于单纯的文艺创作而非政治教化的工具。从文学的四个维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应当早于魏晋南北朝,但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出令人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换言之,《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形式上标志着从四言诗到五言诗的成熟,在文学观念上体现出政治教化向自由抒情的变化,可谓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风格的先声。正如南宋诗论家张戒的观察,“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 从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展现时势的变迁。春秋战国时期,世世代代、父死子继的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逐渐衰落,潜隐在社会中下层的大量人才在乱世洪流中脱颖而出。身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阶层流动时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等理念成了许多士人的坚定信仰。迨至秦汉新立,依靠军功选拔的地主阶层取代世卿世禄的血缘贵族,到了西汉末期甚至演变成为具有强大势力的豪强地主。东汉时期,先秦儒家的大同理想已在王莽变革中宣告破灭,豪强地主正在加速转化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的世家大族,一个兼具地主、学者、官僚三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内外战争频发、土地兼并严重、门阀士族渐起、寒族前途晦暗……东汉末年的中下层文人已经很难在信仰崩溃、阶层固化、生活艰难中实现人生理想,正如桓、灵时期的民间《童谣》所唱:“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既然已经陷入信仰和生存的双重危机,文人们将部分注意力从宏观叙事转移到个体生活之上也当是人之常情。换句话说,文人们在诗句当中呈现的享乐态度是一种病态的自我麻醉,是缺乏人生价值实现途径的痛苦沉吟,更是过渡时代安顿失落灵魂的暂时解脱之道。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古诗十九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代表性,生动地展现了承平之世转向丧乱之世、经学时代转向玄学时代、皇权政治转向门阀政治之下普通文人的心史。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