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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教育两会观察：如何为职业教育发展“谋出路”？******

　　中新网杭州1月14日电 题：浙江教育两会观察：如何为职业教育发展“谋出路”？

　　记者 谢盼盼

　　职业教育，一直以来都存有误解：社会认可度低，上升通道受阻……在此间举行的浙江省两会上，多位浙江省政协委员为职业教育发展“支招”。

　　近年来，中央、省里和各市相继召开职业教育大会，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政策，职业教育的发展无疑迎来了“春天”。

　　然而，浙江省政协委员、九三学社金华市委主委，金华市副市长庄凌飞从工作调研中发现，还有一些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亟待破解。

　　其一表现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生源抢夺激烈，更多生源流向普通高中；其二为职业教育统筹力度有待强化。中职教育与技工教育一体规划不够，市自为战、县自为战、校自为战的现象仍然存在，职教布局、专业设置顶层设计有待加强，专业重复建设造成较大浪费；其三为职业教育服务地方发展的水平有待提升，专业与产业匹配度、实训实操能力还有待加强；其四为高层次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途径有待进一步拓展。

　　他担心，受普职比控制放开、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不高等因素影响，职业教育的生源正在逐渐萎缩，技工院校赴外地招生的成效也不明显，今后一个时期很有可能造成中职学校和技工院校“无生可招”的局面。

　　民进浙江省委会常委、湖州市委会主委李红同样关注职业教育及人才培养。

　　李红认为，许多中高职院校的高学历教师，从校门走进校门，缺乏必要的操作技能和实践经验。同时技工院校师生比偏低，以2022年浙江省人社厅评出的10所省一流技师学院为例，平均师生比在1:18.7，与普通教育相差甚远。

　　今年，浙江对职业人才的培育可谓下了“大力气”。

　　据政府工作报告，2023年浙江将开展职业教育培训150万人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10万人次以上，新增技能人才4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20万人；建成零工市场200个。

　　在此前提下，职业教育的发展应当如何“谋出路”？庄凌飞提议，要提升职业教育社会地位，加快凝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社会共识；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提升产教融合水平；打造“浙江工匠”品牌，高规格举办浙江省技能大赛，加大优秀技能人才激励力度，营造尊重技能人才、重视技能人才的浓厚社会氛围。

　　此外，他还认为，要加强顶层设计，切实做好规划、政策、专业等统筹文章，形成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合力；聚力提升实操实训水平，提高职业教育竞争力和影响力，同时也要鼓励优秀的教师和学生到企业中去深造学习，在一线岗位提升技能水平。

　　李红建议，在满足当前产业发展所需人才的基础上，更加关注“未来工厂”所需要的产业工人，在规划未来产业时，同步规划“未来工人”培养计划，提前开展人才储备。与此同时，围绕专业发展要求，创新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可以对接世界技能大赛标准，完善评价策略和评价体系，培养对接世界前沿高技能人才。

　　诚然，国家的发展既需要顶尖科技人才，也离不开一代代工匠的辛勤付出；一流的科研成果，更需要一流的制造水平予以实现。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无疑是浙江打造创新高地的关键一环，也是推进扩中提低，夯实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完)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 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